傅作义：我的秘书是共产党；
胡宗南：我的秘书是共产党；
白崇禧：我的秘书是共产党；
蒋介石败退台湾后，才知道当年他的讲话，他的手下都还没看到文字稿，就已经放到延安毛主席的书桌上了。因为蒋介石的速记员沈安娜也是我党的人。
蒋介石败退台湾，回头再看旧账，心里不会舒坦。
傅作义身边有阎又文，胡宗南身边有熊向晖，白崇禧身边有谢和赓，这些人已经够让国民党高层发凉。更扎眼的是，蒋介石开会讲话时，记录席上坐着的沈安娜，也是中共情报员。她不站在地图前，也不拍桌定策，只握着一支笔，安安静静坐在会场边上。
偏是这支笔，把不少尚未下达的内容，先送到了延安。
1948年4月，国民党中央全会的照片登上《中央日报》。
蒋介石坐在主席台上，身旁不远处有两名速记员，右侧那位年轻女子，便是沈安娜。照片公开时，没人觉得哪里不对。她太像一个合格职员了，坐姿规矩，神情平静，低头就记。
可她的位置，离权力的耳语太近。
中央执委会、中央政治委员会、国防最高委员会、军事委员会的会议，她都可能在场。别人等会议纪要，她先听到原声。
她能走到这一步，不是空手闯进去的。
1934年，沈安娜去学速记，原定半年课程，她三个月便吃透。浙江省政府到学校挑人，她和两名男生同去应试，最后录取的只有她。第一次进会场，她甚至不知道速记员该坐哪里，被秘书长领到省主席黄绍竑身旁。那把椅子不显眼，却像一扇暗门，后来越开越深。她自幼练字读书，整理出的记录清楚、工整。
蒋介石讲话带着奉化腔，许多人听着吃力，她反倒跟得住。
信任也不是一夜之间落下来的。朱家骅欣赏她，后来把她调进中央党部；宋美龄见过她的记录，也称赞字好。于右任、吴稚晖、居正、张继这些人开会时翻错页、掉了文件，她总能很快搭一把手。事情虽小，积久了便成了熟悉。元老们给她写过字，她挂在家里，不遮不掩。
机关里的人一看，便会下意识觉得，这位沈速记来头不浅。
最凶的一阵风，吹在1942年。
直接联系人徐仲航突然失约，备用时间也没出现。沈安娜等不住，写了封信过去，借口是给孩子看病的钱暂时还不上。信刚发出不久，特务便找上门，说徐仲航已经被捕，还追问借钱是真是假。她心里发紧，脸上却不让半点。
朋友之间周转几个钱，有什么稀奇？
对方又说徐的抽屉里有可疑书籍，她马上回顶，书局里什么书没有，凭几本书就敢乱扣帽子？特务想压她，她把朱家骅抬出来，叫他们有问题就去问秘书长。
回到家中，她和华明之立刻销毁准备交出的情报，把被捕后的应对也说清楚。
危险并未过去。有人每天傍晚跑到她家，说是帮忙照顾孩子，其实眼睛四处扫。
夫妻俩照样待客，不让对方抓到异样。
办公室里又有人故意嚷嚷徐仲航已经被枪毙，想看她变不变脸。她把一串钥匙摔到桌上，怒声问这事与她何干。后来敌人又查到，她曾给徐仲航办理过特别入党，找她盘问。她干脆装出委屈样，说原以为介绍入党是好事。
沈安娜不是一开始就老练。
第一次送，她竟把机密文件和速记稿塞进皮箱，混在衣服里，从杭州带去上海。姐姐看见，吓得不轻。她这才学会密写、密藏，知道情报不是揣着胆子就能送。
杭州学生游行时，她听见口号，热血一下冲上来，爬到窗边张望，差点忘记自己所处的位置。
1938年在长沙，她和罗叔章同住，因亲近险些说漏身份。她的成长，不是从不跌跤，而是每摔一次，便把鞋带系得更紧。
华明之在这段潜伏里，像屋梁，平时不声不响，真遇上风雨却顶得住。
两人1935年结婚，婚后以家庭为掩护，分工极细。沈安娜白天记，会后理，华明之晚上筛选、压缩、誊写，再设法传递。薄纸要裁得合适，字要细到几乎贴着纸面走，藏信的位置还得常换。
火柴盒底层、糕点夹心、南京板鸭腹中，都做过情报的临时住处。十四年下来，这条线没出过差池。
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期间，华明之被临时调入速记组参与文字校改，夫妻二人掌握到的会议更完整。1947年，几位国民党元老又推举沈安娜竞选立法委员。这个位置名气大，路子宽，换作旁人未必舍得放手。她却拒绝了。
立法委员再热闹，也不如速记席贴近机密。她拎得清，组织需要的，不是她站得多高，而是她坐得够稳。
她也曾想离开。
重庆时期，许多青年奔向延安，她看着心动，也把想法提了出来。董必武、博古没有同意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专门开导她。真正难得的岗位，不一定在最光亮处，有时偏在不起眼的角落。
1939年秋，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往后职位在变，速记员这个身份却始终没有丢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旧同事看见她穿上解放军军装，佩着军管会和华东局徽章，一个个愣在原地。
晚年，她请人画荷花，特意让荷叶铺得大些，压在画面中央。华明之问她为何这样安排，她只笑着说好。
那幅画静静摆着，花不争抢，叶子也不言语，却谁都知道，它托住了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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